我国涉外一般侵权法律适用的现状、特点及改进建议——基于93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对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4条的93份有效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涉外一般侵权案件呈逐年递增的趋势;涉外一般侵权法律适用规则存在扩大化适用的现象,法院未正确处理特殊侵权规则与一般侵权规则、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的关系,导致法律适用错误;裁判文书说理不充分,法律推理过程错误。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缺乏选法理由,直接援引法条作出裁判;另一方面,说理过于简单,法律推理混乱,如存在适用第44条中不存在的系属公式、未审查当事人是否达成选法合意、未对"经常居所地"进行认定等问题。因此,我国应细化涉外一般侵权法律适用规则、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的作用、加强司法职业保障制度,并构建多元化涉外纠纷解决机制。     

电子证据科学性初探

从电子证据的概念入手，通过探讨其内涵与外延，分析了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之间的逻辑关联性。通过具体案例，分析论证了信息系统是建立在一整套规则体系下的信息表示系统这一内在本质。作为人类发明创造物的客观存在的信息系统，在司法领域扮演着“沉默的现场知情人”的角色，天然地服务于侦查工作。而电子证据的科学性，正在基于对信息系统规则体系下的数据含义的“解读”，这种“解读”也正是目前有关电子数据的司法鉴定制度所管辖的。     

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系统论阐释与展开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要求。通过对十余年来我国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进行简略梳理,我们可以得出司法改革的设计和推进应当引进系统论的结论。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顶层设计必须关注这个系统工程的价值起点、时序性、整体性和有序性,妥善标定司法改革的目标、选择司法改革时机、采用司法改革的整体推进路径、推进司法权力的合理配置。今后审判权力机制运行改革应当遵循司法规律,对审判权采用扁平化管理模式,对审判管理事务和法院行政事务采用科层制管理模式,实现"裁判的归裁判,管理的归管理",促进权力配置和运作的效益最大化。     

论我国刑事公诉案件举证责任的突破、误区及理论根基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应当由控方承担,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3月的修改中作出的重大突破,但在理论界和实务中对此尚有不同认识甚至质疑。作出这一规定的理论依据,主要是无罪推定原则和控方的诉讼地位。公诉案件中人民检察院承担的举证责任的基本要求:应当首先提出证据的责任;应当提出合法证据的责任;应当面向被告人和法庭提出证据的责任;提出的证据应当达到定罪证明标准的责任。并专门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是否承担举证责任的问题展开深入分析并作出否定性回答,对法院及法官是否承担举证责任也作出扼要回应。     

拜登政府“绿色新政”与民主党绿色转型

"绿色新政"是一种非常新型的发展理念,主要强调通过绿色经济来实现碳减排、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等目标,是一种相对激进的理念。2006年以来,该理念在美国突然兴起,2018年开始被美国民主党迅速接纳,进而成为拜登政府应对气候挑战、经济复苏等多方面问题的关键思想框架。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是美国政治极化大环境下气候议题成为选举焦点的结果,也是拜登政府为实现"后疫情"时期经济复苏和重塑美国国际领导力而做出的选择。然而"绿色新政"在美国的前景并不乐观,美国庞大的传统能源利益集团和独特的政治文化可能会使得"绿色新政"拖累民主党的选情,拜登政府也很难通过"绿色新政"显著改变美国的国内不平等问题,美国在气候议题上的反复无常也让美国在气候领域重塑国际领导力充满困难。不过,长期来看,"绿色新政"可能会在美国拥有越来越强的影响力,拜登政府乃至未来执政的其他民主党人都将继续坚持这一政治纲领,这些趋势将对美国的内政外交产生较大的影响。     

论刑事审判中大数据证据的审查

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催生出的大数据证据已经出现在庭审实践当中。尽管这种新的证据形式提高了事实认定者的认知水平，但同时也隐含着人为偏误与证据失真的证据风险，司法实践需要一套针对大数据证据的审查体系。大数据证据浸润在数据社会这一外部环境当中，同时又因机器学习的内部技术原理而呈现出以电子数据为表现形式、以专家证据为证据内核的证据属性。这决定了大数据证据的审查，一方面要根植于电子数据的规则传统进行证据鉴真，另一方面要对机器学习的源代码进行可靠性评估，以完成大数据证据的相关性判断与可靠性评价。同时，应当以调整证据种类制度、完善电子数据鉴真制度以及构建大数据证据质证机制作为大数据证据审查的配套机制。     

反垄断法中损害赔偿责任的比较研究

各国和地区的法律文化传统及竞争政策目标的差异,致使存在多种反垄断损害赔偿责任制度,包括:三倍损害赔偿、酌定三倍损害赔偿、单倍损害赔偿。其中,酌定三倍损害赔偿区分垄断者的故意与过失,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他两种损害赔偿的折中之论,其更有利于鼓励私人原告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更高效地推动反垄断法私法性实施的有效性,更好地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同时避免因三倍损害赔偿责任过于严苛所造成的市场主体的低效运行后果。因此,我国可以因地制宜地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构建具备灵活性的、激励型的酌定多倍损害赔偿制度。     

法治文化论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

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法治文化需直面独具个性的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存在区别与联系。一方面,就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文化而言,它以少数民族的文化为背景,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成为一项不容忽视的内容。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亟需纳入法治轨道,增强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实效。尽管法治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间存在张力,但二则均体现"人本"价值,显现出"人化"与"化人"之特征。为实现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与法治文化建设,应采用"循序渐进式"、扩大"少数民族的有效参与"、健全中立的"法治文化评估"机制等,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与法治文化的良性互动。